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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与超越:儒家经典教育的百年之变

文/赵法生

1912年,民国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蔡元培因下令学校废除学校尊孔读经,理由是“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最近,山东省教育厅正在将儒家经典教育重新列入中小学国民教育的必修课,已经编纂了四套中华优秀文化教材,儒家经典教育似乎正在经历一个百年轮回,其中的历史意蕴,值得我们深入省思。

赵法生老师参加儒家经典教育课程会议

儒家经典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与对儒学现代性的研判密切相关,二者差不多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人会质疑五四先贤们批评孔子的主观动机,如何促进古老帝国的现代转型,避免中华民族被瓜分豆剖的命运,是他们的内心关切;他们为此高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则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指明了方向。因此,如果儒家经典真是与共和不合,尊孔真得妨碍信仰自由,那么,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教育也就可以寿终正寝了,毕竟,正如鲁迅所说,我们不能为复古牺牲了现代,为古人牺牲了今人。

但是,历经百年之后再来审视此一问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东亚现代史上,最先完成现代转型的,并不是彻底否定儒家传统的国家和地区。比如在东亚最早进入现代化行列的四小龙,儒家传统非但没有遭受扒祖坟式的批判,反而依然受到尊重,儒家的一些修身做人思想依然在国民教育和社会教化组织中发挥重要作用。随后步入现代行列的一些东南亚国家也存在相似的情景,比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在那里,华人社团依然珍视并传承着以儒家道德为主体进而儒释道互补的文化传统,儒家伦理在家庭和谐和社会建设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相反,彻底全面否定传统文化的国家,则往往在现代转型中步入困境。这起码说明,儒家道德并不必然是现代转型的绊脚石。其实,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本身存在许多面向,文化与政治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在救亡压倒启蒙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五四先贤们或许将这些问题作了过于简单化处理。

显然,我们不能说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都适应于现代社会,其政治思想的许多内容比如汉以后经由儒法互补而形成的三纲之说,的确与共和不合,否定三纲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但是,五伦和五常之道则不同,五伦强调的是五种双向互动的人伦关系,规定了父子、夫妻、上下级、兄弟、朋友之间彼此的道德义务,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道一样,经过适当修改变通,依然是当代人“不可须臾离也“的伦理法则,否则,人禽之辨的界限将趋于模糊,社会的道德底线将会洞穿,从而将社会置于伦理秩序的危机之中。实际上,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社会节奏不断加快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五伦与五常之道的需求,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所以,牟钟鉴先生主张,对于现代社会而言:“三纲一个都不能要,五常一个都不能少“。五四先贤们在批孔的时候,显然对于儒家的一般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缺乏必要的分殊,从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判断上出现误区,将伦理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比如我和祖父的关系,到底是平等还是不平等?从政治权利来讲,我们是平等的,祖父不能因为他是祖父就可以比孙子享受更多的公民权。但是,从伦理辈分而言,我们又的确是不平等的,爷爷与孙子不能本末倒置,孝亲敬老是人应尽的伦理义务,比如在餐桌上请爷爷先动筷子,如孔子所言:“有酒食,先生馔“,以及在走路时“长者先,幼者后“,并不违背政治上的平等原则,反倒是人伦亲情的表现,以此培养尊老爱幼的良好家风,而儒家正是首先唤醒人的家庭血缘亲情,然后推而扩之,达之天下,培养民胞物与的君子人格。

从近代社会转型的经验看,儒家文化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百年来坚持尊孔读经,既没有与共和政体相冲突,也没有与信仰自由相违背。究其原因,是在坚持依法治国的现代理念的同时,将儒家道德限定于家庭和社会伦理,发挥其修身齐家和化民成俗的功效,从而在社会伦理与政治领域之间划分开一道界限。只要做到这一点,就能将儒家伦理政治化所产生的各种流弊,消除人们对于所谓“政治儒学“的担忧。这同时也说明,五四先贤们的耽心并不全是杞人忧天。如果不能厘清政治与伦理的边界,将伦理政治化或者政治伦理化,势必会与现代社会的基本理念相冲突,重新产生清儒批评理学时所说的“以理杀人“的后果。

回顾儒家文化的百年命运,总结沉甸甸的历史教训,我们或许可以更为客观理性地审视评价儒家思想,并对儒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作出一点持平之论。同任何一种古老文化思想一样,儒家思想中的确包含足以适应现代社会以及与现代社会彼此冲突的元素。其实,古代儒家学者早已对此有所洞察,并提出了常和变一对概念,前者代表儒家的常道,是超越时空的价值准则;后者则是具体时代的产物,只能适合于某个具体时期。对于前者要因,不因不足以续道统;对于后者要革,不革足以开新命。通过传承创新,实现儒家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正是儒家文化的当代使命,而这一使命将首先落实到国民教育系统,通过儒家经典的回归来实现。因此,百年之变将注定不是儒家教育的复古,而是再创造,并经此创造实现对于传统儒学的超越。

钱学森之问已经成为困扰着现代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心结:看上去如此发达的现代教育何以无法培养出真正的大师?其实,对此问题,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在八十多年前已经预先作出了回答。他把现代中国教育称之为不中不西的教育。所谓不中,是丢失了儒家性情教育和人格养成传统;所谓不西,是徒然学习了西方教育的形式而没有学来西方教育的创造力。所以,中国教育的当代出路在于汇通中西,打通古今,这也是造就未来大师的不二法门。百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两方面证明,不管还要经历多少颠簸与曲折,中国教育最后只能步入这唯一的坦途。

从这一背景下来审视山东的经典必修课试点,就足以明白其非同寻常的历史意义。中国大陆的经典教育在学校已经中断百年之久,时代呼唤经典归来,以解决当代教育魂不附体的问题。赋予儒家经典教育以必修课地位,意味着儒家经典教育真正回归国民教育,其意义不容小觑。目前全国各地学校的经典学习,表面上热闹非凡,实际则意义有限,它们多半是以晨读或者校本课的形式进行,非但不是必修课,连选修课都算不上,并没有真正课程化。因为不是必修课,缺乏专门的课时、教材和教师,使得所谓的经典教育成了名副其实的“教外别传“,那些兼任经典教育的语文课老师们,心里念念不忘的并非经典义理和学生的修身而是他们自己的语文课的考试成绩,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这自然是考试指挥棒在发挥神通。海外的中华文化课程的教师曾经告诉笔者:如果不考试,学生和家长对于经典教育会立即兴味索然。所以,只要不能课程化,不是必修课,不列入考试科目,不管口头上将经典教育抬到多么高的地位,说得多么重要,都不过是一些形式表态话语而已,只能让人听起来舒服,注定难以取得实效,就像对一个无法取得学籍的孩子描绘他大学毕业后的远大前程一样。所以,我们期待着山东省的传统文化教育列入必修课的历史性工程,能够克服各种现实困难,取得实际的进展与突破。可以断言,优秀传统文化正式成为国民教必修课的年份,将是当代经典教育的真正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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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sijie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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