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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明义丨《春秋》:圣人论事 莫重于志

[摘要]或许在《春秋》以及汉代人看来,成功固然重要,但有一个善良的心更加重要。毕竟,如果方向走错了,走得越快、效率越高,就越南辕北辙,越背离初心。

文/朱偲

经、史二学在中国古代蔚为大观。历史注重事件记载的详实,经学更关注道义是不是站得住脚。作为一本经史合璧之作品,《春秋》兼有两者的优点——既有史的详实,也有着经的微言大义。

读经明义丨《春秋》:圣人论事 莫重于志

经史合璧之作品(资料图 图源网络)

汉代大儒董仲舒,将这一趋向归纳为:“《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春秋》评价人物不秉持功利主义的态度,而是适当权衡行动者有无主观上的恶意。这体现出在历史叙事背后,孔子有着深刻的道德和人文关怀。

这一趋向在评价春秋初期鲁隐公被弑上可略见一斑。鲁隐公和鲁桓公都是鲁惠公的儿子,隐公年长但庶出,桓公年幼但嫡出。惠公去世后,隐公本无意担任君主,但基于尊重父亲立桓公的遗愿,考虑到自己如不继位,国人出于主少国危的考虑一定会另选其他年长公子;相反如果选择自己继位,可以等桓公长大后再传位给他。这就是所谓的“隐为桓立”。

为此,隐公继位之时没有行继位之礼;隐公母亲去世时,也没有以夫人之礼安葬。这都说明,隐公没有贪图君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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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道德和人文关怀(资料图 图源网络)

公子翚的出现让隐公让国的高义功败垂成。公子翚建议隐公杀掉桓公,永远占有君位。这被隐公所拒绝,隐公表示,自己正在建设自己的采邑,等采邑建设好,自己就迁出国都,将位置让给桓公。公子翚于是反过去向桓公进谗言,说隐公贪恋权位,不想传位给他了。桓公信以为真,就派人杀害了隐公。

《春秋》作者明白,尽管隐公在权臣窥伺之时,举止有不谨慎之处,不得善终,但他本意是想让国,于是就尊重他本来的意愿,在隐公元年只写了“元年春王正月”,而没有书“即位”。《春秋穀梁传》在解释此处笔法时,指出是:“成公志也”。就是尊重隐公的本意。

相反,桓公则因贪图权位而误会弑兄,《春秋》在记载这件事时,写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按照《春秋》的习惯,如果前一任君主不得善终,后一任君主往往不书“即位”。《公羊传》作者在解释此处笔法时,点出此中道理:“如其(桓公)意也。”就是说,杀害隐公是桓公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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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卫了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资料图 图源网络)

《春秋》这一书法,在记述齐桓公时也有所体现。面对中国不绝如缕的危局,他尊王攘夷,护卫了华夏文明的薪火相传。《春秋》中记载了桓公的一则事迹:“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春秋》中书“救”是对一个行为极大的肯定,表明认可其正义性。

但实际上,桓公此举并没有成功救邢国,盟军到达之后,邢国已经被狄人灭掉了。尽管如此,《春秋》还是通过书“救”表达了对齐桓公这一行为的肯定。与此类似,郑僖公他打算背叛楚国,重新占到华夏的阵营,虽然没有成功,被其国内亲楚的大夫所弑,但《春秋》仍然通过书写郑伯“如会”,表达了对郑僖公弃暗投明的肯定。

汉代人将《春秋》中的这一观点创造性地运用到断案中,就是所谓的“原心定罪”。汉代司法官员在衡量罪行轻重时常有“原心定罪”的倾向,如《盐铁论》中提到:“《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者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在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在量刑上有很大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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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桓公此举并没有成功救邢国(资料图 图源网络)

或许在《春秋》以及汉代人看来,成功固然重要,但有一个善良的心更加重要。毕竟,如果方向走错了,走得越快、效率越高,就越南辕北辙,越背离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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