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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论蔡元培:君子的人格与气象 极大地震撼了他

古圣今贤曾国藩读书会佚名2017-07-26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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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友兰对蔡元培气象的论述与弘扬,对我们加强道德修养,进行人格教育,不断提升人格,不无启迪。

文/佚名

冯友兰与蔡元培曾是师生关系,但时间并不长,只有一年半而已。

1917年初,蔡元培到北京大学任校长时,冯友兰已是北大哲学门二年级下学期的学生。1918年暑假,冯友兰毕业离开了母校。当时,北大本科的学制是三年。他们师生之间的往来屈指可数,仅仅二三次而已。

但是,蔡元培的君子的人格与气象,极大地震撼了冯友兰。他多次撰文予以高度评价,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冯友兰论蔡元培:君子的人格与气象 极大地震撼了他

冯友兰(资料图 图源网络)

冯友兰认为一个人的“气象”,在过去,又可称之为“气概”、“风度”、“气度”。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是“人格”、“人格美”。

所谓“人格”,一般人解读为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或者指个人的道德品质。而冯友兰还用“价值”诠释了“人格”。他说:“一个人,于其在客观方面底成就之外,其一举一动,声容笑貌,亦可以表现一种价值。此种表现是其人格的表现。”

至于“气象”,冯友兰说:“道学家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是内心的事,但也必然表现于外,使接触到的人感觉到一种气氛。这种气氛,道学家称之为气象……气象是人的精神境界所表现于外的,是别人所感觉的。”

“人格”与“气象”之间的关系,冯友兰明确为“气象”取决于“人格”。诚于中,形于外。

冯友兰认为:“大致说:伟大的人格,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如旧日所谓君子,一种是如旧日所谓名士、英雄、豪杰。”他说,“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有君子与名士英雄两种人物。”并且,他进一步认为:“这两种人物的胸襟不同,其气象亦不同。”在冯友兰看来,《论语》记述了孔子的气象,孔子的气象是君子气象的典型代表;《世说新语》,记述了魏晋时代人的气象,大多是名士英雄的气象。

冯友兰还提醒人们,要区分真假君子和真假名士英雄,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假君子是“乡愿”,假名士是“无行文人”,假英雄是“流氓无赖”。

冯友兰认为孔子的“君子气象”的内涵是:“温、良、恭、俭、让。”冯友兰详细引证了朱熹及其私淑弟子真德秀的注释:“朱子注说:‘温,和厚也。’真德秀说:‘只和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只厚之一字,不足以尽温之义。温之义,必兼二字之义。和,如春风和气之和。厚,如坤厚载物之厚。和,不惨暴也。厚,不刻薄也。’‘良’,朱子注说:‘易直也。’又说:‘易有坦易之义。直如世人所谓白直之直。无奸诈险陂底心,所谓开囗见心是也。’‘恭’,朱子说:‘庄敬也。俭,节制也。让,谦逊也。’真德秀说:‘谦谓不矜己之善。逊谓推己及人。’”

冯友兰论蔡元培:君子的人格与气象 极大地震撼了他

“气象”取决于“人格”(资料图 图源网络)

冯友兰将蔡元培的气象,视之为君子的气象。他说:“说到君子这个名词,蔡先生可以当之而无愧”。又明确说:“凡曾与蔡先生接触过底人,都可以知道蔡先生的气象,确可以此五个字形容之。”冯友兰具体论述了蔡元培的君子气象:

第一,有些人以为君子的行为多是虚伪造作,无真性情。冯友兰认为,这“以为”是错误的。因为,孔子最注重“直”,最厌恶“巧言令色”。但是,君子的率真,要“发乎情,止乎礼”。

冯友兰说,据蒋梦麟说,有一次北大学生向蔡元培要求免收讲义费,争辩过久,蔡元培怒极,举拳向一位说话最多的学生说:“来,我同你决斗。”冯友兰说,用近来有些人提倡的行为标准说,这可以说是“敢怒”。接着,他又说,只说敢喜、敢怒、敢恨,这话就有不妥之处。这话的正当说法是:应该喜就敢喜,应该怒就敢怒,应该恨就敢恨。可见,在冯友兰的心目中,蔡元培的“敢怒”,决不是虚伪造作,而是直的真性情;不但“发乎情”,而且又“止乎礼”。所以,他说蔡元培的“敢怒”,其实就是“应该怒就敢怒”。

第二,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大概都是遇事毫无主张,随人转移。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遇事敷衍,八面圆融的人,是乡愿,不是君子。君子不是遇事没有主张,但其主张是经过“再思”然后决定的。不像名士英雄之多凭直觉。“再思”,属于理性;“直觉”,属于感性,二者是不同的。

冯友兰说,蔡元培平日温、良、恭、俭、让,似乎是如一个普通好好先生,但遇到重要底事,他的主张,是非常坚决底。他的主张定了以后,无论什么人不能使他改变。此所谓“难枉以非其道”。这句话源于《孟子·万章上》:“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对于君子,可以用合乎人之常情的方法去欺骗他,但却不能用不合道理的诈骗术去蒙蔽他。

据田炯锦(1923年毕业于北大哲学系)说,有一次蔡元培出国访问期间,北大教职员因向政府索发欠薪而罢教。政府补发后,即停止罢教并复课。但蔡元培回国后,大不以为然。曾召集北大教职员痛切地说:学校教育青年,教职员应为学生模范,岂可因索薪罢教,贻误后生?因此,他坚决要求把罢教期间未为学生上课而领得的薪水,交出归公。并断言,如认为政府太坏,不能合作,尽可自动辞职,另谋他就。如大家都求去,亦可使政府惊觉反省。岂可既不辞职,又不尽教学责任,贻误青年?于是,教职员接受了蔡元培的提示。“以此可见蔡先生作人处事之严正,从此再未发生教职员罢教情事。”

第三,有些人以为,所谓君子,必是规规于尘网绳墨之中,(规规,惊视自失貌。尘网,犹尘世。绳墨,比喻规距法度。这意思是说,君子一定会惊讶自己已陷于尘世的礼法束缚之中——引者注)必不能如名士之超然物外,潇洒不群。冯友兰认为,这“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名士虽然超然物外,但也放弃了社会的责任,而君子则既能为社会尽应尽之责任,又能超然于物外。这由于君子做事,是因其当为而为之,并不是因其是可以致功名富贵而为之。他虽可以在功名富贵场中,但功名富贵并不在他的心里。正如孔子所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朱熹注:“不与,犹言不相关,言其不以位为乐也。”——引者注)

冯友兰指出,蔡元培在民初即做部长,后来官做到院长。无论做多大的官,他总有“有天下而不与”的意思。他既在官位上,又能超越于官位之外。沈尹默说:“蔡先生是旧中国一个道地的知识分子,对政治不感兴趣,无权位欲。”蔡元培在为官生涯中常常“难进易退”,并根据以上分析,得出结论明确说:“蔡先生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

冯友兰论蔡元培:君子的人格与气象 极大地震撼了他

冯友兰将蔡元培的气象视为君子的气象(资料图 图源网络)

蔡元培不仅自己具有君子人格,作为教育家,他十分重视人格教育。他把培养“健全人格”,作为学校教育的目的。为此,他要求做到“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他批评“通常学校的教习,每说我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这便大误”。他提倡“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育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思想,压倒学生身上”。他又说:“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蔡元培力主通过“崇尚自然”、“发展个性”、“自学为主”的自由民主的教育理念来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

蔡元培还将“健全人格”、“完全人格”的培养,推广到国民教育,认为国民的真假爱国主义取决于国民有无完全人格。他说:“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并强调男女国民,都应具有“完全人格”,而不应有所区别:“完全人格,男女一也。”所以,蔡元培把“养成共和国健全人格”作为国民教育的目的。

蔡元培甚至认为对人格重视之不同,成了区分文明人与野蛮人之依据。“他认为野蛮人与文明人之大别在于人格观念之轻重。”

冯友兰论蔡元培:君子的人格与气象 极大地震撼了他

蔡元培先生十分重视人格教育(资料图 图源网络)

蔡元培的“君子气象”,在学生中广受欢迎,反响很强烈。

冯友兰说:蔡元培之“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柳亚子先生在《纪念蔡孑民先生》一文中也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在当年的北大,蔡元培的气象和人格,终于转化为新气象,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张申府概括地说:“在蔡元培校长的革新精神指导下,北京大学气象一新,在全国教育界、学术界以及思想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高度评价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所以,冯友兰对蔡元培气象的论述与弘扬,对我们加强道德修养,进行人格教育,不断提升人格,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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