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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经典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两创”

文/郭齐勇

近年来,国家对继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致力于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我们启发良多。本文拟谈谈经典教育与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关系,就教于方家。

郭齐勇:经典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两创”

郭齐勇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一、经典与经典诵读

我们要谈三个小问题:何谓经典?为什么要读经典?怎样读经典?

国学经典很丰富。关于国学入门的书目,有几种说法。吴小如先生说的是“诗四观”,即《唐诗三百首》《四书》《古文观止》,最低度的书目。钱穆先生在论及国民必读的国学经典时,开了七种书,分别是:《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和《传习录》。前四种大家都很熟悉,是儒家与道家的基本经典;《六祖坛经》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主要经典,记载了六祖惠能的思想;《近思录》是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一本书,辑录北宋周敦颐、二程和张载等四位理学家的语录汇编而成,是理学的经典;与《近思录》相应,《传习录》是王阳明的书,他的弟子辑录而成,是心学的经典。这七种书,大家应该找来认真地读一读。这七种书是从儒道释与宋明道学的基础典籍中选出的。

“国学入门书目”,开得比较全面的是梁启超,他开了25种。经部:《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子部:《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集部:《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梁启超开的25种书,是从四部,即经史子集的基本经典入手的。

黄侃指出的国学要籍二十三种,包括十三经,加上《国语》、《大戴礼记》,以及小学的《说文》、《广韵》,史学的《史记》、《汉书》,子学的《荀子》、《庄子》,文学的《文选》、《文心雕龙》。他说:“此廿余书中,若深研而详味之,谓之专门可,谓之博学亦可,如此则不致有主伴不分之失。”黄侃的书目有重点。

宋代以来,五经的精义通过四书传承下来,而知识人又通过蒙学读物、家训、乡约、谱谍、故事、戏文等方式把四书中的核心价值、做人做事之道下移到民间。脍炙人口、传之久远的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弟子规》《幼学琼林》等,还有一些家训、家书等读物,都是“正蒙”的好教材。这些不是经典,是普及性的读物。

什么叫经典?如上所说,经典包括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儒释道的重要典籍,有多样性,但经典之所以成为传之久远的经典,一定有其精义,对我们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有价值指导的意义。刘勰《文心雕龙》说:“经也者,恒久之治道,不刊之鸿教也。”可见经者,常也、久也,是记载常久之道的书,其中有价值体系。

为什么要读经典?如上所说,因为经典中有中华民族的常经、常道。有人说,中华文化的根源在五经四书之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里有我们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源与根据,也包含有当代价值。五经四书不专属于儒学,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普遍、公共性的精神资源、道德资源。这里有中国的道统。所谓道统,就是经典中讲的做人、治世的常道。道统高于政统、学统,指导政统、学统。

怎么读经典?经典诵读不能只停留于背诵。对儿童与少年来说,适当背一点,日后再理解,是可行的。但不能一味地过份地强调背诵,这里也有度。根本上还是要强调理解,理解经典文本的精义。更重要的是以生命对生命,以心灵对心灵,与古代圣贤作心灵沟通与思想对话。经典诵读不能碎片化。这是指经典教育,组织青少年或成人学习经典,应围绕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与核心价值观这一中心,围绕做人与做事之道这一中心,系统地展开。经典教育是贞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常道的教育。

二、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乐》经不传,又谓五经)并不神秘,是夏商周三代时期人们的生活世界的记录或反映。六经是诸子百家共有的精神源泉。六经的神髓是什么?是对天地、生命的敬畏;也是対人民、百姓的敬畏,肯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有对“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公平正义社会的憧憬;有对人文价值理念、多彩多姿的文化与多种审美情趣的追求;有自由人格与相互关爱、和谐与秩序的统一;有对历史与现实予以评判褒贬;有丰富的天地人三才之道及其相接相处的智慧,包括动态平衡的中道等等。其中凸显了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特征:保留了对天的信仰又偏重于人文实务;特别肯定人与自然,人与人,家族、宗族内外,族群、民族、宗教之间,人之内在心灵与身生命之间的沟通、和谐、融合;重视教育,强调礼乐教化与道德精神;有很強的历史意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鉴古知今,究往穷来;重视实践精神,知行合一,通经致用,明体达用。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文化下移。孔子继往开来,整理六经,创造性地转化三代尤其是周公以降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的基本规模,尤其是点醒、凸显了其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仁爱”精神。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诚、忠、恕、孝、悌、廉、耻的价值观念体系为尔后的诸子百家,尤其是儒家所继承、弘扬。在政治文化上,儒家强调王道、仁政、德治,有民本主义、民贵君轻的传统。《四书》及其他典籍中都有不少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教育我们如何立志有恒,如何做一个对民族、对人类有用的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民教育、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人文、人性的价值,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是长久的、根本的。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生动活泼的、适合不同学龄孩子的性情教育与生命教育,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做人做事底线与人的生活目的的教育,而这对于国家民族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十分重大。做什么人,培育什么人,是根本。

就人生意义与价值的层面来说,梁启超说过,《论语》《孟子》等经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我们既做这社会的一分子,总要彻底了解它,才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这就是说,《四书》等表达的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这是中国历代老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道,人们就是按此信念而生活的。

“仁、义、礼、智、信”“五常”具有草根性,是历朝历代志士仁人与普通老百姓内在的生活信念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道德律令。中国文化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是打通了的。国学具有平民化与草根性的特点。中国的草根,中国的民间流传着的谚语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些来自中国经典的精神,通过蒙学读物、民间谚语与故事、戏文、连环画、家训、家礼、善书等,通过家教与民间社会生活与信仰,渗透到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中,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言行轨范。

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其对一代又一代民众的养育是我们最大的国情,也是最大的中国实际。国家的兴盛与国学的复兴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国学是软实力。在文化小传统中,勤俭、重教、敬业、乐群、和谐、互信、日新、进取的观念,无疑是经济发展过程的文化资本。“诚敬”、“忠信”思想有助于整顿商业秩序,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并改善外部形象,提高效率,促进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儒释道三教的价值观、义利观和人格修养论,有助于克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坑蒙拐骗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经典中有当代价值。

郭齐勇:经典教育与传统文化的“两创”

经典的当代价值(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三、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首先是富民教民,制民恒产。

孔子以“庶、富、教”为治国方略。他强调养民、富民,富而后教。孟子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其最基本的要求则是要解决百姓的温饱问题,安顿他们的生命与生活。孟子的民本思想以解决民生为急务,即所谓“民事不可缓也”。仁政的基础首先是解决百姓的生活,孟子明确提出“恒产恒心”“制民之产”说,主张政府一定要为民制产。这是为了解决黎民百姓基本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保障问题,此为养民安民的基础。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百姓的生计解决了还不够,还须施以教化,如此方能调治民心,和谐人伦关系,安定社会秩序。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二是礼乐刑政的相互配置。

古代礼乐刑政的配置,礼乐是文化,有价值。“礼”是带有宗教性、道德性的生活秩序、规范。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包含了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让、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礼乐文化不仅促进社会秩序化而且有“谐万民”的目的,即促进社会的和谐化并提升百姓的文明水准。一个稳定和谐的人间秩序总是要一定的礼仪规范为调节的,包括一定的等级秩序、礼文仪节。

“礼”的目的是使“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记·乐记》)礼乐教化的人文精神是人与人、族与族、文与文相接相处的精神,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融合并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动力。孔子对礼乐的继承、传授,大有益于他身后两千五百年世道人心的维系和民族的大融合、文化的大融合。

就现代生活而言,在外在强制的法律与内在自觉的道德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即包含社会礼俗在内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规范。这就是“礼”。古今社会规范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但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协调群体、社区的关系,促成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地发展,不能没有新时代的礼仪文化制度、规矩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指导。我国历来是礼仪之邦,今天我们仍然面临提高国民的文明程度的任务。在这一方面,礼学有深厚的资源。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三是扩大社会空间,提倡社会自治。

古代村社组织有十、百家,或称邑、里,或称“社”与“村社”。管理公务的领袖,是由选举产生的三老、啬夫等。公共生活在庠、序、校中进行。庠、序、校是议政、集会与活动的场所,以后变成古代的学校。祭社和祭腊是最热闹的群众性活动。吕大钧、大临兄弟建立的“乡约”、范仲淹首创的“义庄”。同是地方性的制度,也同具有以“礼”化“俗”的功能。“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

传统中国是儒家式的社会,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传统中国的社会管道、中间组织很多,例如以宗族、家族、乡约、义庄、帮会、行会(到近代转化为商、农、工会)等为载体,以民间礼仪、节日与婚丧祭祀活动,村社活动,学校、书院讲学活动,士农工商的交往等为契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自治、地方自治的。传统中国绝非由政府包打天下,而主要靠血缘性的自然团体及其扩大化的社会各团体来治理社会,这些团体自身就是民间力量,它们也保护了民间社会与民间力量,包含家庭等私人空间。

国学经典中的治世经验与智慧,第四是重视道德教化与民间信仰的培植。

儒家强调教化,这并非奴化,并非说教,儒家在人文教化过程中重启发与实践。传统社会里士绅阶层、宗族祠堂在民间教化中起着重大作用,其中包含着儒释道三教与其它民间文化与宗教,乃至民间信仰的作用。传统社会中的民间信仰非常丰富,大多是良性的、正面的。

民间组织与民间自治,士人积极参与及儒学传统所倡导的公共性与公共品德是公民社会的人的成长与全面发展的基础,也是现代性政治的基本内容。公民道德的重建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土壤,儒家的人禽之辨、公私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天理与人欲之辨,并以此美政美俗。这对今天重建官德、整饬吏治腐败有极积意义。

四、存养“三心”,体验“三个合一”之境

我国需重建真正具有内在约束力的信仰系统,即以“仁爱”为核心的价值系统。从长远的、健康的、高品质的社会目标来看,儒家“仁爱”思想可以纯洁世道人心,整合社群利益,调整人与天、地、人、物、我的关系,克治自我中心和极端利己主义。“恕道”对于环境伦理、全球伦理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助于全球可持续性地发展。

这些价值对世界各文明的对话,民族間、宗教间的沟通,有积极意义。至少对于我国大陆社会的整合,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国学中有大量的荣辱观、廉耻观的思想传统与整饬官治、吏治与政德的办法。国学与现代化的新的伦理价值----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人权意识等完全可以整合起来。儒释道若干价值观念与现代人权、平等、尊严、理性、道义,不乏可以沟通之处。现代权利意识,现代法律生活,缺乏终极信念的支撑,缺乏深度、积累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之支撑,很可能平面化与片面化的。在法治社会的前提下,构建现代文明,建设公民社会的伦理体系,需要传统思想资源特别是儒学的支撑。儒学资源中有大量可以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沟通对话的内容,又不会陷入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偏颇。

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体会应保存、养育“三心”,即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进而体验“三个合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

孔子有“三畏”,我们现代人也应有敬畏之心,敬畏生命,敬畏自然,敬畏神灵,敬畏列祖列宗的文化创造,敬畏老百姓,敬畏我们的职业、职责与职份,庄敬自强,严肃谨慎。孟子讲四端之心,其中包括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恻隐之心是仁德的萌芽,羞恶之心是义德的萌芽。培养爱心,从仁爱出发,爱父母亲人,爱邻人他者,爱我们服务的对象,爱草木鸟兽山水瓦石,要有切身的感受,从点滴做起。还要有羞耻感,有耻感耻德,懂得什么事当做,什么事不能做。人不能把自己降低为禽兽,而要做君子。

我们追求天人合一、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界,这正是君子的人格境界。这三个合一是终点,起点则是讲三个分立,即天人相分、群己权界的分别,知与行两阶段的区隔,分了之后再合。从敬畏之心出发,有超越的信念信仰,对终极存在的“天”与生命存在的“地”心怀恭敬、尊重,审视“人”的有限性,才能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与我,群与己,己与物之间充满着矛盾,我们在现代意识下首先明晰彼此的权、责、利的界限,然后再从恻隐之心出发,讲爱心,友善,讲社群的统合与和谐。知行合一,在王阳明那里是指良知当下的呈现,我们通过改造、转化,强调理论与实践、规范与行为的分而后合。这里也可以从羞恶之心出发,视“说一套做一套”为耻。

这是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点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转自丨“湖北国学”出自《人民论坛》2016年8月下期(发表时有删节,编者改题为:《现代社会为什么需要国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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